小马科斯一任职以来，菲律宾的外交政策明显出现了转变。与其父亲马科斯执政时期对华友好的合作关系相比，小马科斯选择了依靠美国，并将南海争端作为巩固内政和寻求外部援助的工具。2023年2月，菲律宾政府同意美军新增四个军事基地，其中三个直接面向巴士海峡和南海。2024年11月8日，菲律宾通过“海洋区域法”和“群岛海道法”，将黄岩岛及南沙的部分岛屿纳入其“专属经济区”。对此，中国于11月10日迅速回应，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声明，这样的“你来我往”博弈标志着双方在法律层面的激烈交锋进入了新阶段。

到2026年，菲律宾所谓的“长期封锁”策略逐渐显露。菲律宾海警计划派出两艘97米级巡逻舰轮换执勤，并将三至四艘渔业局公务船用于辅助行动，同时安排“阿达帕”渔民船队定期前往黄岩岛的潟湖开口海域进行“存在宣示”。此外，菲律宾还计划邀请西方媒体记者随行，制造国际舆论素材。这一行动在军事上实质意义不大，更多是一种“政治表演”的舆论战。然而对于中国南部战区来说，光靠常规的“跟踪监视、警告驱离”已经无法满足需要，必须提高处置的强度和法律手段。

南部战区海空力量最近在黄岩岛附近的巡逻频率显著增加，海警和海军舰艇之间的协同机制也得到了优化，形成了一个“前方警戒、后方军备、随时切换”的分层处置格局。两军在海上力量对比上显而易见，菲律宾海军的主力舰艇仅有两艘“何塞黎萨尔”级护卫舰，标准排水量2600吨，且从韩国购买的另一艘意大利制造的多用途攻击舰“米格尔马尔瓦尔”号将于2025年服役；加上几艘老旧的美制巡逻舰，整体实力不济。而菲律宾海警自日本引进的巡逻艇虽然稍有优势，但整体吨位与中国海警相比，依旧显得微不足道。因此，“封锁”一词在如此悬殊的情况下，无疑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威胁。

菲律宾之所以敢于反复挑衅，背后有多个动因。首先是内政需求，小马科斯政府在经济复苏乏力、通胀压力巨大的背景下，希望通过对外强硬战略转移国民视线。其次是美菲同盟的加深，美方通过“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”增设军事基地，并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；双方在2025年计划首次在南海进行实弹联合演练。此外，菲律宾还借助与美日和美澳的多边峰会机制，从政治协调向军事协作转变。同时，他们大量通过西方媒体制造“悲情叙事”，将海上摩擦描述成“强欺弱”的故事。这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逻辑。

然而，在东盟内部，菲律宾的行为并未获得广泛支持。越南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各有各的利益，但没有意愿与菲律宾联合对抗美国。在2025年东盟外长会议及东亚峰会期间，多数东盟国家坚持通过双边对话解决争端，对菲律宾引入外部势力保持警惕。而“南海行为准则”的磋商在2025年取得进展，中方与东盟已就多个核心条款达成初步共识，这为菲律宾的单边挑衅行为设定了一定限制。菲律宾越是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军事化，越会在东盟内部感到孤立。

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的关联亦不可忽视。菲律宾的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南端不足200公里，美国近年不断推动菲律宾在巴士海峡的军事布署，意图形成对台海的“第二战线”。自赖清德上任以来，推行的“务实台独”政策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形成了默契呼应。中方在应对南海挑衅时，必须兼顾台海的战略局势，这也是解放军近年来加强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协同演训的重要原因。任何利用南海问题来牵制中国或支持“台独”力量的企图都注定难以实现。

从法理角度来看，中国在2024年11月发布的黄岩岛领海基线设置了16个基点，形成了完整的领海范围。这一法律行为的意义超出了一般认知，一旦领海基线确定，便构成了中国国内法下的正式主权范围，任何未经许可的外国船只驶入该水域均被视为越界。而菲律宾所称的“封锁”区域，实际上从中法法理角度看，恰好是中国的领海内部，菲方的船只进入便是违法行为。中方海警于2021年实施的《海警法》和2024年施行的相关行政执法流程，为应对越界船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，包含登舰检查、扣押船只与拘留人员等措施。这一法律工具不断完善，为菲律宾的挑衅行为划下了明确的“红线”。

展望未来，基于多个角度进行趋势判断，军事层面上，菲律宾的“长期封锁”缺乏实际操作可能性，中国海空力量的常态化在位将使菲律宾的“封锁”行动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