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一众一直没意识到，周一仆之所以对他特别倾心，实则另有所因。周一仆对他的关爱显而易见，邀请他到家中共进晚餐，为他争取到出国学习的机会，把他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徒弟来精心培养。在旁人看来，这位老师显然是在珍惜人才，但事情的真相，却与一段尘封已久的陈年恩怨息息相关——那就是陈一众的母亲吴月娥与周一仆之间有着无法言说的旧账。

首先，我们要了解陈一众的家庭背景。他的父亲陈凡曾任最高法院的审判长，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批斗，满院子的围观者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发声。相较而言，陈一众的母亲吴月娥遭遇更为惨痛——她被人恶意污蔑为“破鞋”，这并不是因为她真的做了什么，而是出于他人的嫉妒与诋毁。更加令人心寒的是，陈凡不仅没有为妻子辩护，反而亲自将这一耻辱的标签加在她头上。

想象一下，一个丈夫竟然会亲手将羞辱钉在自己妻子的身上。那时的陈一众还是个孩子，目睹了母亲被人用异常恶劣的方式公开羞辱，而他的父亲不仅没有保护他，还对他施以耳光。这段经历犹如一把刻刀，深深印在了陈一众的心中，使他变得沉默寡言，选择与人保持距离，但他内心深处的倔强与正义感也正是源于此。后来，他考入了政法大学，并不是单纯出于优异的成绩，而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一位邻居因“流氓罪”被误判死刑。他期望用一生的精力去修复那些曾伤害过自己家庭的法律。

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周一仆出现了。他对陈一众的“偏心”从未是无缘无故的。第一次见到陈一众时，周一仆得知他是昔日好友陈凡的儿子，心中掀起了波澜。立即邀请陈一众去家里做客，流露出一种不寻常的热情。这种关注明显不同于一般老师对优良学生的欣赏，其中夹杂着一份愧疚与补偿的心理。

起初，陈一众并没有多想，他认为这位老师严厉而且公正，开学之初在黑板上写下“法律人”三个字，并声称“我们工作的价值在于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与尊严。”这句话在他的心中铭刻了一生。然而，周一仆对他的关爱，部分原因则与他的母亲吴月娥的遭遇有关。曾几何时，吴月娥被错指为罪犯，周一仆作为法学教授，目睹了无辜者遭受的屈辱却无能为力，那种无奈与愧疚促使他将全部期望寄托在陈一众的身上，希望能将这个孩子培养成真正的法律人，为他母亲以及所有曾遭冤屈的人讨回应有的公道。

因此，周一仆为陈一众争取出国名额、邀请他回家用餐、甚至在他犯错时的严厉都不是简单的偏心，而是一种心灵深处的补偿。余高远这个人对此洞若观火，却因嫉妒而心存不满。他从一开始就察觉到周一仆对陈一众的不同寻常，特别是在南余实习期间，周一仆得知陈一众的身世后，立刻将他请到家中，这让余高远不由得讽刺自己没有陈一众那样的背景。余高远明白这种偏心绝非凭借成绩获得，而是源于血缘关系、家庭背景和名誉，而这些他始终无法企及。

最让他受不了的是，明明拥有如此优秀资源的陈一众，却选择放弃出国机会，主动去基层磨练。在余高远的眼中，这种选择简直是对良机的浪费。于是，他开始在老师面前暗讽陈一众、恶意抹黑他的形象，挑拨师生关系——这不仅是源于怨恨，更多是妒忌。他嫉妒陈一众如何能轻易获得本应由自己拼搏得来的机遇，而自己却不得不全力以赴才能争取的那些机会。

最终，陈一众是否意识到了周一仆的偏心呢？或许他早有察觉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经历了李乡案、商铺纠纷案、乔至良冤案以及自己被拘留等诸多风波，陈一众渐渐明白了周一仆对自己严格的原因。因为周一仆把他视作半个儿子来养护，而这份深情与关怀与他母亲吴月娥的往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然而，陈一众从未询问过。他不愿意揭开这一看似尴尬的往事，而是默默将老师的恩情铭记于心，并用行动回报。

后来，他选择辞去职务回到母校，参与刑法及刑诉法的修订，目的在于去除法律中“流氓罪”的条款，将罪刑法定的原则写进法律，这便是他对周一仆最好的回馈。将“流氓罪”这个词放在陈一众的故事中看，尤为讽刺。当年，他的母亲受到的羞辱本质上就是因为这样的模糊条款而生。法律的模糊定义常常成为冤屈之源，一个女人的名声与一个家庭的未来，因一条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款而毁灭。陈一众在随后的十余年里致力于法律改革，绝非为自己，而是希望不再有人因荒唐的理由受到污蔑。

周一仆教给他的“法律人”三个字，陈一众用一生去践行。最令人感叹的是，余高远却始终未能理解周一仆对陈一众的特别关爱。余高远只看见表面——陈一众的背景和关系，却未能洞悉那更为深刻的东西：一位老教师对曾遭受过伤害家庭的歉意，一个法律人对当年无能为力的内疚。余高远的算计无所不在，但他始终无法明白，某些东西是无法用利益换来的，周一仆对于陈一众的良苦用心，源于真诚与情感。